著名古陶瓷研究鑒定專家耿寶昌先生談鈞瓷

 耿寶昌先生14歲時，來到孫瀛洲先生的敦華齋做學徒。他專注、聰慧又吃苦耐勞，記憶力超群，逐漸赢得了孫瀛洲先生的信任，并讓他管理庫房。敦華齋每年光庫存就有一萬多件的官窯精品，而當代一個普通的博物館也僅有幾千件而已。耿寶昌先生稱自己讀了古瓷鑒定的“哈佛大學”，受到了最專業的訓練。在當了10年的學徒後，1945年，隻有22歲的耿寶昌開了自己的文物店——振華齋。雖然他年紀輕，但是在圈内名氣很大，那時他隻看最美、最珍貴的東西。1956年，故宮博物院的院長吳仲超先生開始對故宮原有的東西進行鑒定整理，在孫瀛洲先生的舉薦下，34歲的耿寶昌進入故宮博物院工作。從此，耿寶昌在故宮工作了近60年。他閱寶無數，博覽天下最精美的瓷器，最終成為中國屈指可數的古陶瓷鑒定大師。
      耿寶昌先生與鈞瓷結緣始于20世紀20年代。20世紀40年代，1件鈞窯洗值200兩黃金。“家有萬貫，不如鈞瓷一片。”耿先生對此有深切的感受。三十年前，耿寶昌先生就曾到禹縣進行鈞窯考古調研。幾十年來，他一直關注着鈞窯，關注着鈞窯考古發掘和民間發現。

      2013年4月，故宮博物院研究員、著名古陶瓷研究鑒定專家耿寶昌先生等一行在神垕苗家鈞窯參觀考察。

      耿寶昌先生說，禹州是宋代鈞瓷的發源地，鈞窯遺址是鈞瓷曆史的見證。從已經發現的鈞窯遺址來看，禹州是最多的，尤其是宋代窯址，這是鈞瓷發源地和鈞瓷中心地域的實物遺存，要加倍珍惜。在進一步加大鈞窯遺址保護力度的同時，要豐富保護形式，完善保護措施，切實把鈞瓷文化遺存保護好。

      關于鈞窯斷代的特征耿老認為，宋代鈞瓷線條圓潤流暢，折沿出筋清晰分明，胎質大部分為灰色和灰褐色，充分體現出銅口鐵足的特征。另外，宋鈞器皿的胎體較薄，圈足窄，工藝精細。早期宋鈞施滿釉，采用支釘的燒制方法。鈞瓷支釘燒延續的時間很長，一直到元代，僅在一些高檔瓷上仍在使用，隻是工藝不如宋鈞精細罷了。
　　金代鈞瓷器型發生了功能上的轉換，完成了角色的變更，即回歸成為民窯日用器。從胎質上看，其質地較宋鈞松散，色彩灰度不足，泛土黃色或有淡紅色傾向；擊之，聲音喑啞，有陶的聲音傾向，這主要是溫度過低，選料不細所緻；從釉色上看，天青、天藍的底色上有的也呈有紅斑、紫斑，但斑狀成塊，雖有流動性但很僵硬，色彩暗淡，中心斑狀有明顯的點斑裝飾傾向，其裝飾意識、裝飾追求尚在朦胧之中，顯得相當幼稚。
　　元代鈞窯器的胎不如宋代細潤，特征是胎質較粗松，呈色白、灰白、黃、紅、黑。積釉肥厚，渾濁失透，多棕眼、釉泡，光澤較差。元代鈞窯器多施以天藍、灰青、月白色釉，并塗抹含銅釉藥，經高溫還原後呈現紅、藍、紫色的斑塊。由于鈞窯釉質肥厚失透，刻、劃、印花不易顯露，所以除了飾以彩色斑塊外，也常采用堆貼花為飾，器型一般較厚重。
總體來說，封建社會生産率低下，民窯鈞瓷一般都是就地取材，所以胎的顔色是多種多樣的，既有灰胎，也有褐胎、白胎、紅胎，不可一概而論。判斷其年代，應該把握其工藝和施釉特征，才能更加接近實際。

      關于鈞瓷産生的年代争論了許多年，根據現有的文獻記載，宮廷傳世鈞瓷器物屬于北宋，确鑿無疑。經過鈞瓷考古發掘，民窯鈞瓷的北宋說也被大多數史學學者所接受。目前，鈞官窯争論還比較激烈，不僅有宋窯說，還有元末明初說，甚至準确到了明早期。學術上争論很正常，但我們一定要在掌握大量材料的基礎上堅持自己的觀點。我們把鈞官窯定為宋代，也就是說故宮傳世鈞瓷為宋代，這是有上世紀70年代考古發掘資料支持的。到現在為止，還沒有新的資料說這個結論是錯的，那麼我們就要維護傳世宋鈞的說法。
      耿寶昌先生說：“鈞瓷生産與社會狀态是相輔相成的，做鈞瓷史研究要從社會的各個方面入手。宋、金、元各個時期的政治、經濟、社會甚至人口狀态都是我們研究的對象，把鈞官窯放到社會的大環境裡去研究，才能更加接近實際，我們的研究才會更有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