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久的瓷藝魅力——紐約大都會博物館藏宋代陶瓷珍品

        自2012年4月香港蘇富比春拍中以2.786億港幣成交的宋代汝窯天青釉葵花形筆洗，激發了國內藏家們對宋瓷的好奇和渴望。正如不少業內人士指出的：宋瓷的藝術和市場價值在國內因為種種的原因長期以來被嚴重低估了。從一個旁觀者的角度看，我認為多數藏家對明清瓷器——尤其是乾隆朝前後的宮廷瓷器的偏愛，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陡然富裕起來的藏家們對於代表皇家富貴和奢華文化的嚮往。在一個大眾文化被娛樂化了的清宮文化所淹沒了的當今時代，收藏家們的趣味也難免會受到時代氛圍的影響。在藝術史的光譜上，宋代陶瓷的輝煌成就，是後來的歷朝歷代所難以企及的，尤其是宋代單色釉陶瓷器，無論在極端的品位追求還是在精絕的製作技藝上，都無愧為中國陶瓷藝術的最高典範。從長遠來看，我相信宋代陶瓷的市場價值還會有樂觀的表現。

　　宋瓷在今天的藝術市場上不會像明清瓷器那樣容易見到，一是因為現存宋瓷在數量上遠遠不及明清瓷器，更重要的原因是內行的藏家們——無論是博物館還是私人收藏都不會輕易地出手。而多少令人糾結的是：現存宋代瓷器中很是可觀的一部分是在海外博物館或私人手中。自從19世紀末以來，海外的收藏者即對趣味高雅的宋代陶瓷——尤其是單色釉瓷器青睞有加，並長期進行搜集、整理、展示和研究工作。我對海外收藏宋瓷的最初瞭解，來自20多年前在中央美術學院美術史系攻讀研究生時葉喆民先生的中國陶瓷鑒賞課。葉先生一直推崇宋代陶瓷的偉大成就，他在其集畢生研究成果的巨著《中國陶瓷史》中有關宋代陶瓷的章節，第一句就直言“我國陶瓷歷史的高峰期是在宋代”。他更使用諸如“精美絕倫”、後人“望塵莫及”等高度的溢美之詞表達他對宋代陶瓷的激賞。記得他常常把自己收藏的宋瓷實物和大量的瓷片帶到課堂，讓我們用他的高倍放大鏡仔細觀察、學習。他也是我在美院學習期間唯一把我們帶到北京故宮瓷器館現場講授、解惑的教授。他對宋代陶瓷的精到分析，令我受益至今。而他對海外中國陶瓷收藏的關注，也讓我多年來一直對所到過的海外博物館的中國陶瓷藏品多加留意。

　　宋代陶瓷器在海外的收藏，以日本、英國和美國為多，其中不乏相當數量的精品。日本對宋代陶瓷的收藏，可以追溯到宋代日本派遣到中國的佛教僧人對於建陽窯天目釉茶碗的迷戀。今天日本的博物館裡和私人藏家手中的宋代陶瓷器的數量，在中國之外可能是最多的，並且涵蓋了眾多窯口。日本博物館尤其熱衷於建陽窯、吉州窯、龍泉窯、耀州窯、定窯和磁州窯器的收藏。東京文化廳、靜嘉堂文庫美術館、大阪市立東洋陶瓷美術館收藏有上等的建陽窯和吉州窯茶碗，東京國立博物館、出光美術館、救世熱海美術館則有很好的定窯藏品。

　　英國的宋代陶瓷收藏精品，主要集中在自2009年4月納入大英博物館的坡瑟沃·大衛爵士中國藝術基金會收藏 (Sir 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of Chinese Art)。無論是汝窯、定窯、鈞窯、官窯，還是龍泉窯、磁州窯和耀州窯瓷器，都有不少堪稱極品的稀世珍寶，因而長期以來備受行家矚目。而維多利亞與阿爾伯特博物館(Victoria & Albert Museum)也有多達數百件的宋代瓷器，其中不少屬於精品。

美國的宋代陶瓷器收藏，雖然沒有像英國的大衛基金會那樣薈萃精品和極品，但是收藏宋瓷的博物館之多和私人收藏數量之大，卻是英國所無法比擬的。除了本文要特別介紹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之外，其他如三藩市亞洲藝術博物館、印弟安納波裡斯藝術博物館、密尼阿波納斯藝術研究院、福瑞爾和薩克勒畫廊、波士頓美術館、芝加哥藝術研究院等等，都有相當可觀的宋代陶瓷器收藏。而美國私人手中的宋代陶瓷器收藏之多，就很難有精確的統計了。

紐約大都會博物館

大都會博物館目前陳列的宋代陶瓷器，是2012年夏末重新整理、展出的中國陶瓷館中的一部分。這個陶瓷館佔據了整個二樓的開放式回廊，涵蓋了從漢代至清末的中國陶瓷史，此前的陳列在過去30多年來一直沒有變動過。以往的陳列品中以明清瓷器、中國出口瓷為主；重新整理過的展品中，雖然明清瓷器仍然比重很大，但宋代的瓷器增加了不少，在300多件展品中佔據大約三分之一的分量。陶瓷館另外增設了一個當代部分，收藏當今世界上陶瓷藝術家的作品，意在與中國陶瓷藝術進行比照，既突顯中國陶瓷藝術在人類藝術史中無可替代的位置，又體現了陶瓷藝術在當今多元的世界文化中的延續性。整個陶瓷館的主策展人是該館亞洲藝術部的策展人德尼斯·派陲·麗迪(Denise Patry Leidy)，協同策劃的是現當代藝術部的副策展人簡·艾德琳(Jane Adlin)和歐洲雕塑與裝飾藝術部的策展人傑夫·芒格(Jeff Munger)。策展團隊的構成很好地體現了當今西方藝術博物館策展實踐中的跨文化傾向。

大都會博物館所藏宋代陶瓷器藏品中，官窯器以定窯瓷為多。在陳列的4件白定和一件黑定器中，以白定玉壺春瓶最為精美。器身的上半部呈喇叭形的內斂撇口，細長的瓶頸幾乎占了整個瓶體的一半，可以想見製作難度之高。瓶頸與瓶口和瓶身的連接處呈優美舒緩的弧形。瓶身從瓶頸處向下逐漸外張，而將近瓶足處突然向內收斂，在瓶足上方形成一個近乎半圓弧的漂亮球體外形。瓶底是稍矮的寬圈足。整個器形無論在各個部位的比例控制還是在整體流線型的強調上，都近乎完美。瓶身除沿口和瓶足外通體施白釉，淺象牙白的釉色淡雅、溫潤。釉面上有非常細微的密密麻麻的開片，和少量不易察覺的斑點。整個器物給人以高雅、優美的視覺享受。這件白定原為中國陶瓷收藏家斯丹利·赫茲曼(Stanley Herzman)的舊藏，於1991年饋贈給大都會博物館。赫茲曼饋贈的定窯器中還有一件。黑釉定窯碗,器形像一個仰立的鬥笠，因而也常被稱作鬥笠碗。碗口寬敞，圈足較小，碗的高度不足直徑的三分之一，因而碗壁大幅度外斜。胎體偏薄，除腕足外通體內外施黑釉。因為採用的是仰燒法，沿口的黑釉流淌後形成一圈非常具有裝飾感的醬口，十分漂亮。白定器蓮花紋大碗，碗外壁和碗內均佈滿了刻劃蓮花紋。器身內外通體施以象牙白釉，採用覆燒法制成，口沿無釉，鑲以銅圈。此碗直徑將近25釐米，深11.5釐米，這類大件的定窯碗，因為胎體較薄，在覆燒的過程中會有走形的可能，因此這件大碗在器形的完整保持、紋飾佈局的大方和施釉的均勻宜人方面，都讓人體察到製作者在技藝上的不凡。這件定窯器原是20世紀初美國煤炭大王、亞洲藝術品大藏家薩繆爾·T·彼得斯 (Samuel T. Peters) 的舊藏，在他去世後由其遺孀于1926年捐贈給了大都會博物館。

        在重新整理、陳列的6件鈞窯器中，有一件瓷枕以往曾被普遍認為是宋代的，其面書寫著一個大大的“枕”字，如今它被確定為金、元時期的作品。3件標明為宋代鈞窯器的作品，都是小件器物，其中的鈞窯帶蓋小罐是一件十分精美的鈞窯器。小罐通體圓潤，自口沿處向下逐漸外張，至罐腰下身陡然收縮內斂，至圈足處形成一個規則的圓弧，非常優雅。小罐除了低矮的小圈足外，通體施以厚重的天青釉，在外壁下方的一邊隨意地點刷出如雲如水般自然暈染的紫斑，似不經意卻用心獨到，呈現出天然的意趣。蓋鈕頂部因釉彩的稀薄所形成的金黃色效果，與罐蓋周邊同樣原因形成的金屬色澤的圓圈遙相呼應，妙趣無窮。這件小罐原是收藏家瑪麗·斯蒂爾曼·哈克內斯的藏品，她1950年去世，此罐是她遺贈給大都會博物館的眾多中國藝術品之一。

新陳列的官窯器隻有一件葵瓣口洗，洗身斜壁，底有低矮的小圈足。洗身內外除口沿和圈足底之外，通體施以天青釉。沿口鑲金屬圈。洗內側斜壁上近沿口處有一條明顯的縱向縮釉痕跡，洗底部除了四處或明或暗的釉泡之外，還有一處明顯的磕傷。洗身內外佈滿了比較稀疏的不規則的開片，斜壁處開片稍大，洗底則稍細而密。通體的片紋相對較深，雖然沒有哥窯器中常見的深淺交織的所謂金絲鐵線片紋，但窯變過程中自然形成的抽象線型圖案，使這件歷史久遠的官窯古瓷器在當今觀者的眼中透露出一種現代藝術的意味。加之官窯高雅單純的釉色、簡約明快的造型，與西方現代藝術所追求的藝術趣味有不少不謀而合之處，因而這類宋瓷作品自19世紀末以來即長期受到西方藏家們的青睞。這件官窯筆洗是大都會藝術博物館通過弗雷徹藝術基金(Fletcher Fund)於1924年所購得。這個藝術基金緣起於埃塞克·D·弗雷徹 (Issac D. Fletcher) 饋贈給大都會的藝術藏品。弗雷徹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紐約的大銀行家和美國東岸鐵路公司的大股東。他1917年去世，所藏近300件藏品全數遺贈給了大都會博物館，其中有相當數量的歐洲文藝復興時期以及古代埃及、伊斯蘭和東亞的藝術品，當年的市場價值就達300萬美元之巨。大都會博物館不僅專門開闢了一個以他名字命名的畫廊，還設立了一個以他名字命名的藝術基金——弗萊徹基金，用於該館藝術品的購藏。這件官窯筆洗被納入大都會之際，也正是現代藝術在西方興盛之時，不難想像購藏者的審美取向可能多少會受到當時藝術風潮的啟發。

南宋官窯洗 直徑21.9釐米
弗萊徹基金1924年購藏

非官窯器的類型中，陳列最多的要數龍泉窯的青瓷器。這與西方收藏家長期對青瓷情有獨鍾很有關係。大都會博物館收藏的歷代青瓷，無論在數量還是在品質上都是比較可觀的。這次陳列的7件龍泉窯瓷器，在器形、釉色上都頗具代表性。其中的雙龍耳直壁瓶(俗稱棒槌瓶)，寬口平底，瓶頸與瓶身各占瓶體的二分之一左右。瓶口由頸部向上外張，但在頂部內斂，形成淺碟狀。瓶頸筆直，瓶頸向瓶身的過渡陡然外張，但稍有傾斜，形成一個平穩的瓶肩。瓶身雖顯挺直，卻在下行時稍微收斂，在接近瓶底時又形成一個不易察覺的縮腰圈帶。通體所施的厚重青釉使得瓶身各部位的連接和過渡舒緩有序，十分的雅緻。雙龍耳上雕刻的紋樣在厚重的青釉下若隱若現，讓人難以分辨究竟是龍紋還是魚紋，所以才有館方在陳列標牌上寫為“魚耳”，卻在其網站上標明“魚龍耳”的困惑。通體釉彩之下有大開片，但沒有受到塵汙的沁入，因而看上去若隱若現，十分的迷人。這件龍泉窯瓶也是瑪麗·斯蒂爾曼·哈克內斯於1950年的遺贈品。又如由羅傑斯基金購藏的龍泉窯膽瓶，其器形在宋代不太常見。瓶口稍稍外翻，從瓶口往下稍作收斂後慢慢在瓶身的腰部向外擴張，在接近瓶底時形成一個近乎扁平的器身，然後突然內收，這樣使瓶身看似坐立在一個稍高的大圈足上。整個器形舒暢優美。施釉的控制也十分精到，但在瓶口、瓶底部位，尤其是瓶身的一側，出現大塊的不規則黑斑和線紋，不像是陶工故意所為，而可能是施釉過程中出現的意外。

南宋龍泉窯雙龍耳直壁瓶 高17.1釐米 瑪麗·斯蒂爾曼·哈克內斯1950年遺贈

南宋龍泉窯膽瓶 高21.3釐米 羅傑斯基金1917年購藏 

大都會博物館收藏的宋代景德鎮青白瓷器中，一件青白瓷梅瓶在造型、紋樣和釉色上均十分的雅緻。這也是羅傑斯基金的購藏。小碟形狀的瓶口下是一段短小的瓶頸，連接著寬闊而圓渾的瓶肩，瓶身向下慢慢收斂，至瓶底處呈現垂直狀，使瓶身看上去有亭亭玉立之感。深度刻劃的花卉紋樣被厚重的釉層包裹，卻因為釉色的半透明性而呈現清晰的紋路。刻劃處積聚的釉色呈淡青色，而未刻劃的部分呈淺白色，青白兩色自然而和諧地相互輝映，透露出一種蓄意的淡雅情調。還有一種青白瓷斜倚仕女瓷枕，在人物的塑造和弧形枕面的控制及紋樣刻劃上，都算是難得的精品。仕女臉部圓潤，姿態安詳，衣紋流暢，多少體現了宋代人物畫的特徵。而枕面刻劃的繁複卻有緻的牡丹花紋飾，也是青白瓷中少有的傑作。枕面與作為枕座的仕女之間構成的既空靈又堅實的視覺感受，絕不輸於常見的定窯瓷枕。唯一遺憾的是枕面靠近仕女頭部的一端有一塊黑斑。這件青白瓷枕也是薩繆爾·T·彼得斯夫人于1926年的捐贈品之一。

        耀州窯瓷器部分雖然隻有3件藏品，但可以說件件都是精品。尤其是鳳紋龍首提梁壺，器形獨特，近乎圓球狀的壺身由三個獸首狀的壺足支撐著，但微微向著壺嘴的方向傾斜。壺嘴是雕刻的龍首，龍身由龍首後面向上拱起，跨過壺口在壺身的另一邊貼塑在壺身上，形成一個圓弧形的提梁，上面騎坐著一個可能是駕馭祥龍的仙人。壺身四周用嫺熟的刻、剔技巧裝飾出振翅飛翔的鳳凰和花卉紋樣，設計繁複卻井然有序。壺身除了壺底之外，通身施以勻而薄的一層青釉，深刻和剔劃處呈現深青色，而凸起處呈淡綠色，整個器物無論在造型、紋樣和釉色上都精美無比，交相輝映。這件也是薩繆爾·T·彼得斯夫人于1926年的捐贈品，可見其眼光和品位之不俗。

北宋耀州窯鳳紋龍首提梁壺 高21釐米 直徑15.2釐米 薩繆爾·彼得斯1926年饋贈紐約大都會博物館

磁州窯瓷器也是大都會博物館中國陶瓷藏品中的重要部分，其中宋代磁州窯瓷器中有幾件特別精彩的作品。一件是白地剔繪黑花纏枝牡丹紋梅瓶，另一件是白地剔繪赭花纏枝牡丹紋梅瓶。前者是羅傑斯基金1925年的購藏，後者是薩繆爾·T·彼得斯夫人于1926年的捐贈。前者以其優美的造型以及整體圖案設計和黑白效果的對照，特別是高超剔劃技巧而引人注目，是磁州窯器中的上等品。後者除了具備前者的很多優點外，在淡赭色化妝土的使用和纏枝牡丹紋獨具匠心的設計上頗具特色。

同屬於宋代黑釉瓷器的建陽窯和吉州窯，在大都會博物館中國陶瓷藏品中也佔據相當的數量。建陽窯兔毫釉茶碗敞口、斜壁、小圈足的造型，和碗壁厚重的黑釉，碗外壁欲滴又止的施釉效果，黑釉流淌過程中呈現的細而短的線條，都是典型的宋代建陽窯瓷器中所常見的。而吉州窯的樹葉紋茶碗和黑釉剔花梅瓶，都稱得上是該類型中突出的作品。尤其是樹葉紋茶碗，在現存的吉州窯瓷器中不多見。大都會博物館這件茶碗與日本大阪市立東洋陶瓷美術館的黑釉樹葉紋茶碗在造型、施釉和樹葉紋使用的技術性和裝飾性上，都可以相媲美，實在是難得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