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插花物語

瓶花的出現，早在魏晉南北朝，不過那時候多是同佛教藝術聯繫在一起。鮮花插瓶真正興盛發達起來是在宋代。與此前相比，它的一大特點是日常化和大眾化。其間的區別不僅在於規模和範圍的不同，更在於氣象和趣味的不同。而影響欣賞趨向的有一個很重要的物質因素，便是家俱的變化，亦即居室陳設以憑幾和坐席為中心而轉變為以桌椅為中心。高坐具的發展和走向成熟，使精緻的雅趣有了安頓處。瓶花史與傢俱史適逢其時的碰合，使鮮花插瓶順應後者的需要而成為室內陳設的一部分，並與同時發達起來的文房清玩共同構建起居室佈置的新格局。唐宋時代室內格局與陳設的不同，由傳世繪畫和近幾十年發現的墓室壁畫可以看得很清楚。花瓶成為風雅的重要點綴，完成於有了新格局的宋代士人書房。它多半是用隔斷辟出來的一個相對獨立的空間，宋人每以“小室”、“小閣”、“丈室”、“容膝齋”等為稱，可見其小。書房雖小，但一定有書，有書案，書案上面有筆和筆格，有墨和硯，硯滴與鎮尺。又有一具小小的香爐，爐裡焚著香餅或香丸。與這些精雅之具相配的則是花瓶，或是古器，或其式仿古，或銅或瓷，而依照季節分插時令花卉。這是以文人雅趣為旨歸的一套完整的組合。花瓶作為要件之一，已在其中占得固定的位置。

詠及幾案花卉的詩，在宋人作品中可以說俯拾皆是。如曾幾《瓶中梅》：“小窗水冰青琉璃，梅花橫斜三四枝。若非風日不到處，何得色香如許時。神情蕭散林下氣，玉雪清瑩閨中姿。陶泓毛穎果安用，疏影寫出無聲詩。”。又劉辰翁《點絳唇·瓶梅》：“小閣橫窗，倩誰畫得梅梢遠。那回半面。曾向屏間見。風雪空山，懷抱無苟倩。春堪戀。自羞片片。更逐東風轉。”詩雲瓶梅如畫，詞雲它本來是屏風上的寫真，卻又從畫中脫“影”而出。上海朵雲軒藏宋人《寒窗讀易圖》，便恰好是“小閣橫窗”的書房一角[圖一]。書案上的其他陳設均被山石掩住，畫筆不曾省略的隻有書卷和瓶梅，小瓶裡橫枝欹斜，梅英疏淡，宋人的無聲詩與有聲畫原是低回著韻律一緻的梅頌。如果說牡丹是唐人的花，那麼梅可以算作宋人的花，南宋陳景沂輯《全芳備祖》，其“花部”以梅為冠，正是時風使然。張耒說：“個人風味，隻有梅花些子似。”牡丹在唐代很少插在瓶中作為幾案清供，梅花卻如同沉香一樣，長在書室中與宋人的詩思相依傍，由花瓶護持的一縷冷香便總能為各種環境下的生存帶來閒適和清朗。

[圖一]《寒窗讀易網》(局部）止海朵雲軒藏

“花瓶”一詞用來專指插花之瓶，其出現於文獻的時間是在北宋。溫革《瑣碎錄》卷二“雜說”條雲：“冬間花瓶多凍破，以爐灰置瓶底下，則不凍，或用硫磺置瓶內亦得。”溫革是政和五年(1115)進士，《瑣碎錄》最早著錄于陳振孫的《直齋書錄解題》，今有明抄本殘卷存世。同卷中關於鮮花插瓶的各種知識尚有不少，如：“牡丹、芍藥插瓶中，先燒枝斷處令焦，鎔蠟封之，乃以水浸，可數日不萎。蜀葵插瓶中即萎，以百沸湯浸之復蘇，亦燒根。”而與他約略同時的李綱有《志宏見和再次前韻》，句雲“蠟封剪處持送我”，所送者，牡丹也，詩中記事與《瑣碎錄》的說法正是一緻。《瑣碎錄》又雲：“牡丹、芍藥，摘下，燒其柄，先置瓶中，後入水，夜則以水灑地，鋪蘆席，又用水灑之，鋪花於其上，次日再入瓶，如此可留數日”；“蓮花未開者，先將竹針十字卷之，白汁出，然後插瓶中便開。或削針去柄，簪於瓶中”；等等，所記多是經驗的總結，可見當時鮮花插瓶的風氣之盛。南宋釋寶曇《花瓶》詩雲：“轆轤聲中井花滿，亦有口腹如許清。百花叢中度朝夕，一點不關流俗情。”便是借擡眼可見的尋常物事聊寄胸中的一點清奇。

 

古之所謂“瓶”和“罌”，還有“壺”，適用的範圍很寬泛，水器、食器都可以稱罌，稱瓶，稱壺。罌，《說文·缶部》雲“缶也”：《廣雅·釋器》“罌，瓶也”：《漢書·韓信傳》顏注：“罌缶，謂瓶之大腹小口者。”瓶，慧琳《一切經音義》卷三：“似罌而口小曰瓶。”又《急就篇》卷三顏注：“壺，圓器也，腹大而有頸。”作為生活用器，自名為“瓶”、“罌”者，式樣並不一緻。早期插花之器也或稱罌。兩晉南北朝直到隋唐，各種式樣的長頸瓶已經很流行，插花應是它的用途之一，時當初唐的昭陵長樂公主慕壁畫即有這樣的形象。其慕室甬道東壁的持物侍女圖中，一位上著綠披帛、下著條紋裙的女子手捧鼓腹撇口的長頸瓶，瓶口低低探出一枝蓮蓬和一莖待放的蓮花“[圖二]。這自然是一個很明確的例子。不過瓶花作為居室陳設特別是幾案陳設，宋代以前尚沒有蔚成風氣。風氣的形成實與傢俱變化的推助密切相關，這是前面已經說到的。

[圖二]昭陵長樂公主墓壁畫

 

宋代花瓶在形象設計上並沒有全新的創造，隻是選擇了造型優美的幾種，使它從古已有之的瓶罌樣式中獨立出來，而予以比較固定的用途。如果作一個大略的區分，那麼可以說設於廳堂的大花瓶，其造型來自糧罌食瓶的成分為多，而設於幾案的小花瓶，式樣多取自上古青銅禮器。見於詩人題詠者，最常見的便是膽瓶、小瓶、小壺、瓷瓶；又古瓶、銅瓶。實物中，有兩組很好的例子，一見於杭州鳳凰山老虎洞窯址，一見於四川遂寧金魚村窖藏。不過前者窯場及出土器物的性質究竟何屬，目前尚在討論中。後者時代約當南宋末年，而包含的品類更為豐富，並且時間跨度很大，是彙聚了很可以體現時代風尚的一批器物，其中花瓶正是重要的一項。

 

體現著雅趣的花瓶原是隨著桌、案的發達因陳設的需要而興盛發達起來，為與書案上的文房清玩相諧，它自然也以小為宜。陳與義《梅花二首》“小瓶春色一枝斜”，又嚴參《瓶梅》“小瓶雪水無多子，隻笏橫斜一兩枝”，所詠即是。嚴參詩又收在楊萬裡《誠齋集》卷五，題作《昌英知縣叔作歲坐上賦瓶裡梅花時坐上九人七首》，那麼嚴氏白為坐中九人之一。七首之二雲：“膽樣銀瓶玉樣梅，北枝折得未全開。為憐落莫空山裡，喚入詩人幾案來。”若賦筆果然實錄，則坐中插梅之瓶乃是小銀膽瓶，且設在幾案。而所謂“小壺”，也是可近筆床可依書燈的小瓶之類，由前弓l古訓可知，“腹大而有頸”的“圓器”均可稱之為壺，它與瓶並沒有嚴格的區別。窗外竹，室中畫，焚香，插花，對弈，乃是鋪陳風雅的幾項基本設施，正所謂“閣兒雖不大，都無半點俗”。不過於宋人，膽瓶很可能是用來表述花瓶中的一大類，長頸鼓腹而曲線柔和，即其形略如垂膽者，大約便是宋人眼中的膽瓶，所謂“圓壺俄落雄兒膽”，“垂膽新甍出汝窯””，又徐兢《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三一“花壺”條“花壺之制，上銳下圓，略如垂膽”，都是大緻相同的描述。

 

上銳下圓、形若垂膽的花瓶，其實早已見於南北朝藝術中的瓶花圖案。如龍門蓮花洞南壁左側佛傳故事中，悉達多太子身後一個細頸圈足的大花瓶，瓶裡插著蓮花與蓮葉，其時代為北魏後期[圖三]。又山東臨朐北朝畫像石慕出土的一方畫像石，下有覆蓮座的長頸瓶裡插著蓮葉蓮花，與雲氣中的青龍合為一個畫面[圖四]。不過直到宋代，膽瓶之稱才開始叫響，並且成為宋人花事中常見的話題。膽瓶造型優雅，線條簡單卻很俊逸，鼓腹容水，修頸容枝，瓶口小而微侈，正宜捧出花束而又輕輕攏住，因此特為宋人賞愛，它出現在時人畫筆下便總是與花事相連，比如最常見的采花插瓶。故宮博物院藏南宋冊頁《採花圖》，江蘇武進縣村前鄉南宋五號慕出土的戧金仕女遊園圖朱漆奩，都是描繪親切的例子[圖五：1—2]。與畫面中形象相近的實物有不少，如北京地區出土的兩件高近30釐米的瓷瓶，又如四川遂甯窖藏中的龍泉窯小瓶，高15釐米，江蘇宜興和橋宋募出土的褐漆小瓶，高11．9釐米。，雖大小有別，材質不同，造型稍異，但大緻都可以歸入宋人所說的膽瓶之屬[圖六]。

 

[圖三]龍門蓮花洞雕

[圖四]臨朐北朝畫像石墓出土畫像石

[圖五：1]《採花圖》(局部) 故宮博物館藏

[圖五：2]戧金仕女遊兩岡朱漆奩(局部)

江蘇武進縣村前鄉南宋墓出土

 

[圖六]青瓷瓶 北京懷柔縣出土

不過這裡尚有一個問題，即作為酒具的玉壺春瓶，宋金時代，它的式樣與大型膽瓶幾乎相同，而出現在慕室壁畫中，其用途多表現得很清楚，比如河南焦作市北郊老萬莊金代壁畫募中的一幅侍女奉酒圖[圖七]。不妨認為，玉壺春瓶是從膽瓶這一大類中析出的一支，它以用來盛酒而美其名日“玉壺春”，但玉壺春瓶同時也用作插花，圖像所見正是如此，比如前面舉出的南宋戧金仕女遊園圖朱漆奩，而宋詞中早有著這樣的敘事。北宋曹組《臨江仙》有“青瑣窗深紅獸暖，燈前共倒金尊。數枝梅浸玉壺春”，可見玉壺春瓶用來插梅是毫無疑義的。它與膽瓶是同類，由馮子振《梅花百詠》和釋明本的和詩可得一證。馮氏《梅花百詠·浸梅》雲：“旋汲澄泉滿膽瓶，一枝斜插置幽亭。冰姿玉骨清如許，隱隱風聲入座馨。”明本同題和詩雲：“插花貯水養天真，瀟灑風標席上珍。清曉呼童換新汲，隻愁凍合玉壺春。”原唱雲“膽瓶”，和作呼應其意而變換語詞切其事日“玉壺春”，正可見二者原本同屬，因此在時人的觀念中它有這種可以互換的一緻。馮子振與明本生活的時代大抵相同，均是由宋入元。

[圖七]奉酒網焦作市金墓壁畫

 

花瓶的陳設，在幾案，在廳堂，都有一個重要的要求，即穩定，因此多為它增配器座。李葬《山庵》：“花梨架子定花瓶，一朵紅梅對懺燈。賈島佛前修夜課，臥冰庵主是詩僧。”“花梨架子定花瓶”，幾案陳設也。以定瓷之素雅推送出梅花之清瘦，山庵遂成詩境。花開“一朵”，自是綴於一枝。日本南禪寺藏傳南宋馬公顯《藥山李翺問答圖》，正仿佛為此詩寫照[圖八]。這是宋人筆下的唐人故事，藥山手示上下，曰：“雲在天，水在瓶。”一支畫筆卻繪出宋人鍾愛的膽瓶，膽瓶裡又是宋人鍾愛的“一朵紅梅”。

[圖八]《藥山李翺問答網》(局部)日本南禪寺藏

 

瓶插一枝，欲求其熨貼，不能不說也是一項藝術，花枝要選得好，品種要合宜，花瓶與花也要韻緻相諧。天津市藝術博物館藏南宋《盥手觀花圖》，繪花事爛漫時節的一幅庭院小景，長案上一具長頸瓶，瓶身形若倒扣的敞口杯，修頸兩側各綴一對雙環，小口中聳出鮮花一枝[圖九：1]。項元汴《歷代名瓷圖譜》著錄一件宋龍泉窯器，名作“一枝小餅”，式樣與此圖所繪相同[圖九：2]，“一枝小餅”的命名或是出自明人，它也見瓷網譜著錄于張謙德的《瓶花譜》，即所謂“瓷器以各式古壺、膽瓶、尊觚、一枝瓶為書室中妙品”，但其式淵源以及欣賞趣味當追溯到兩宋。

[圖九：1]《盥手觀花網》(局部) 

天津市藝術博物館藏

[圖九：2]“一枝小錯”《歷代名瓷圖譜》著錄

《盥手觀花圖》圖繪閨閣花事，又著意畫出花器的不同。長案前後各有一個方幾，後面的一個放著口沿裝飾鼓釘紋的花盆，前面一個置花瓶，長身細腰，編紋歷歷，可以認得是竹器，瓶裡一大捧菊花。竹瓶和菊花的相配，仿佛更能留駐花的淡雅。而竹花瓶的佈置得宜也還有另一個很好的例子。《南宋館閣錄》卷二《省舍》一節說到濯纓泉上有木橋，上有竹亭，泉東有竹屋一間，“周回設斑竹簾，中設黑漆棹一，竹花瓶一，香爐一，石墩十二”。看得出，古樸、清雅是竹屋之韻，而黑漆棹上的竹花瓶便是特地安排的點睛之筆。

 

截竹為筒，筒插鮮花，本來也是宋人花事中的雅趣之一。鄧深《竹莆養梅置窗間》：“竹與梅為友，梅非竹不宜。截莆存老節，折樹凍疏枝。靜牖初安處，清泉滿注時。暗香披拂外，細細覺春吹。”竹筒製作的花瓶自難久存於世，因此不知它曾否流行，不過宋代瓷器中有一種筒形瓶，今人常稱作“花插”，其設計或即從竹筒取意。臺北故宮博物院藏有兩件南宋官窯器，日本根津美術館藏一件屬龍泉窯[圖十：1—2]。筒形花瓶在繪畫中，也有合式的對應。美國波士頓美術館藏傳蘇漢臣《妝靚仕女圖》，圖繪對鏡理妝的女子，妝具之側一個小木架，木架裡面正好坐一具插著鮮花的花筒[圖十：3]。而鏡旁陳設花瓶，在宋代並非僅僅是女子的雅尚，士人也常把它視作逸趣且付諸吟詠。樓鑰《以十月桃雜松竹置瓶中照以鏡屏用浦韻》：“中有桃源天地寬，杳然溪照武陵寒。莫言洞府無由入，試向桃花背後看。”方回《開鏡見瓶梅》：“開奩見明鏡，聊以肅吾櫛。旁有一瓶梅，橫斜數枝入。真花在瓶中，鏡中果何物。玩此不能已，悠然若有得。”把對“格物”的偏愛貫注到對生活細節的關注和體驗，使宋詩並不總是詩意豐沛而宋人詩心長在，鏡中瓶梅便是詩心燭照下的一點玄思，“照鏡梅”也因此成為後世詠梅詩中常見的一題。

 

[圖十：1]南宋官窯花筒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2]龍泉窯花筒 日本根津美術館藏

[圖十：3]《妝靚仕女圖》(局部) 美國波士頓美術館藏

 

如前所述，宋人的鮮花插瓶，常常用到的尚有瓷瓶、古瓶、銅瓶。楊萬裡《道旁店》：“路旁野店兩三家，清曉無湯況有茶。道是渠儂不好事，青瓷瓶插紫薇花。”又高翥《靜對》雲：“靜對爐煙一縷霞，謝天成就澹生涯。安排瓦硯臨章草，收拾瓷瓶插鄭花。”前舉小瓶、膽瓶、花筒，其實均以瓷器為多。開篇所引曾幾《瓶中梅》“小窗水冰青琉璃”，插梅的花器自然也是青瓷瓶。此外也還有瓷花瓶而式仿古銅器者。

 

宋人的尚古，本是源自對古今之別的體認。宋《政和五禮新儀·卷首》錄有大觀年間制定禮儀之際君臣間的一番討論，其中徽宗的意見很耐人尋味，便是“禮緣人情，以義而起，因時之宜，禦今之有，故商因于夏，所損益可知；周因于商，所損益可知，而不相襲也。善法古者，不法其法，法其所以為法之意而已”；而“世異事殊，衣冠器用，其制不同。弁笄組紈、篚篋簟筵，皆古人之常用，其制度非今人之所見，品官之家，豈能遵行。可改用今人器用，制禮具令，將行天下”，總要使今禮“簡而易行”。它的引人注意，即在於有此明確的古今之別，才能夠把所謂的“古”從作為“今”的現實生活中獨立出來，而安放在可以從容涵泳的藝術氛圍中。“古”於是有距離，有魅力，所謂“古鼎”、“古瓶”的古為今用，比如焚香，比如插花，方見出它典雅雍容的魅力。詩詞中的“古瓶”、“古晷洗”、“銅彜”，都是對上古銅器的並不嚴格的泛稱，而同時代的繪畫也常常把這種尚古之情化為具體的形象，如宋徽宗《聽琴圖》(故宮博物院藏)，又南宋冊頁《瑤臺步月圖》、《漢宮圖》(臺北故宮博物院藏)等[圖十一至十三]。

[圖十一]《聽琴網》(局部) 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二]《瑤臺步月網》(局部) 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三]《漢宮網》(局部)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審美情趣之外，古銅器的插花，也包含著宋人的養花經驗與知識。趙希鵲《洞天清祿·古鐘鼎彜器辨》：“古銅器入土年久，受土氣深，以之養花，花色鮮明如枝頭，開速而謝遲，或謝則就瓶結實。”銅本是植物生長發育所必須的微量元素之一，它既可作為植物體內參與氧化還原過程的多酚氧化酶的輔基，又可以使植物因銅素營養充足而增強抗寒能力。此外古銅器表面因水和二氧化碳的長期侵蝕而生成的銅綠，乃是鹼性碳酸銅，原有殺蟲、殺菌和防腐之效，銅瓶插花，瓶裡的水因此不易變質，瓶裡的花則可吸收銅離子以為營養。當然“謝則就瓶結實”的可能性是很小的，《洞天清祿》所舉即便是實，也隻是特例。

 

至於銅瓶，其稱很早就已經出現，不過在北宋以前，所謂“銅瓶”，以指淨瓶，又或汲水之瓶、溫酒之瓶為多。皮日休有詩詠栽植藥草事，句雲“銅餅盡日灌幽花”此則汲水澆花之瓶。宋人說到銅瓶，方才涉及折枝插瓶，便是插花和養花，而以北宋末年直至南宋為盛。所謂“古瓶”、“銅瓶”，南宋時候已經是很常見的商品，因此南宋末年的《百寶總珍集》特從商家角度講述二者之間的區別。其卷六“古銅”條前面四句口訣雲：“古銅元本出周時，舊者花粗入眼稀。丁角句容花兒細，此物應當價例低。”並解說道：“古銅堅者顏色綠，多犯茶色，多是雷紋，花樣皆別，今時稀有。鼎、花瓶、雀盞之屬，丁角、句容及台州亦有新鑄者，深綠色，多是細少回文花兒，不甚直錢。”這裡所說出自新鑄的“花瓶”，便是詩詞所詠養花插花的“銅瓶”。銅瓶的式樣或是最為通行的膽瓶，或四方瓶、八方瓶，如遂寧金魚村窖藏的出土[圖十四]。又或仿古式而作成銅觚，亦即後世所謂的“花觚”、“美人觚”，前舉《瑤臺步月圖》、《漢宮圖》所繪即是。福建南平市區大橋工地出土的一件南宋銅觚，可以說是一個比較標準的樣式[圖十五]。與此同時，瓷花瓶的仿古，古銅禮器之外，也多取銅觚為式。

[圖十四]遂甯窖藏銅瓶高155釐米

[圖十五]銅觚 福建南平市區大橋工地出土

  

此外尚有一類也是用作插花的大瓶，高多在三四十釐米，或者更高一點。北方遼金募葬磚雕或壁畫中常有它的形象。[圖十六]。有的瓶頸處系彩帛，這原是佛教藝術中的寶瓶式樣，當然大瓶的主要發展線索仍是此前作為生活用具的瓶罌。與作為幾案陳設的小瓶相比，這一類安排在廳堂的大瓶開始流行的時間或稍早一些。以圖像為比照，北方窯址屬於宋代遺存的若幹大瓶應可定名為花瓶，河北磁縣觀台磁州窯址所出即是比較集中的一批。[圖十七]。幾種大瓶造型的淵源也都很早，但用途大約始終比較寬泛，直到宋遼金時代鮮花插瓶作為家居陳設蔚為風氣，才成為大緻固定的花瓶式樣。

[圖十六]河北宣化遼張世卿墓壁畫

 

[圖十七]觀台磁州窯址山土花瓶 高23.4釐米

花盆在宋人花事中也別有清韻，由蔡襄著名的一件墨蹟《大研帖》，可知花盆也是用於相互饋贈的文房雅物[圖十八]，雖然“花盆亦佳品”在報謝的尺牘中或有客氣的成分，但得與大研諧配，其式應當不俗，隻是這時候的花盆似以陶器或石製品為多。在花盆中蒔弄出的水石又或松梅盆景，也可作幾案小品。觀台磁州窯址發現的素胎花盆尺寸都不大，長多在二十餘釐米，高不過十幾釐米，外壁或裝飾山石芭蕉與仙鶴而成一幅庭院小景[圖十九]。花盆更古雅的名稱尚有方斛。黃公度《方斛石菖蒲》：“勺水回環含淺清，寸莖蒼翠冠崢嶸。扁舟浮玉山前過，想見江湖萬裡情。”。繹其詩意，這裡的“方斛”，也為花盆之屬。所謂“斛”，原是量器，即十鬥為斛，此便以花盆造型如鬥而假以方斛之名。花盆除用來製作盆景之外，又或育蘭與栽荷。劉克莊《詠鄰人蘭花》“兩盆去歲共移來，一置雕闌一委苔”。王炎《石盆荷葉》：“月明露冷淨娟娟，收入窗間一掬泉。不用亭亭張翠蓋，也能細細疊青錢。時因新汲分瓶杓，暗有微香散簡編。留得移根栽玉井，開花十丈藕如船。” “收入窗間一掬泉”， “暗有微香散簡編”，則一捧綠意正是盈盈於芸窗幾案。

 

[圖十八]素胎花檻 觀台磁州窯址出土

[圖十九] 蔡襄《大研帖》 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瓶花本來是從禮佛的香花供養而來，演變過程中伸展出室內陳設和幾案清玩的一支，且因各方面的條件適合而使得它枝繁葉茂。但本源卻依然順流而行不曾斷絕，並且禮佛之外又用於祭祀，由此發展出明清時代的所謂“五供”，即花瓶一對，燭臺一對，香爐居中，一字排開設於供案。不過宋代多見的仍是中間香爐，兩側花瓶，如遼寧省博物館藏南宋《孝經圖》中的祭祀場面[圖二十]。

[圖二十] 《孝經圖》（局部） 遼寧省博物館藏

 

鮮花插瓶不是中土固有的習俗，而瓶花最早是以裝飾紋樣率先出現在藝術品中，它與佛教相依在中土傳播，走了很遠的路，從魏晉直到南北朝，從西域一直到中原，到南方。瓶花雖然作為紋飾很早就是藝術形象中為人所熟悉的題材，而花瓶一詞的出現、特別是有了人們普遍認可的固定樣式，卻是很晚的事一一大約可以推定是在北宋中晚期。如果把對它的敘事分作兩個不同語彙的系統，那麼可以說一個是實物的，其中包括各種圖像；一個是文獻的，其中包括詩詞歌賦。在以實物為語彙的敘事系統中，瓶花是從魏晉南北朝而隋唐，而兩宋，直到元明清的一個始終不斷的繁榮史。而在以文獻為語彙的敘事系統中，花瓶是從晚唐五代開始進入賞愛品鑒的視野，直到兩宋才成為日常生活中幾乎不可或缺的妝點，由此而發展成為典麗精緻的生活藝術。至於兩套敘事系統的合流，則完成于宋代，並且自此以後開始沿著共同的走向，向著豐滿一途發展。